强国梦与宪政之路(2)

----蒋介石在1943年

袁伟时
政之路----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獨裁專製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産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1942年的重庆民生:一位饥饿的母亲和她的儿子

当时,獨裁專製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産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專製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戈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産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産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專製獨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獨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獨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專製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国民党的各种特务机构对共産党人员和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殴打、逮捕、绑架、暗杀等种种非不民主非人道的手段,这些已昭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日子指日可待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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