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案最新案情通报:宽容文人,高层关切,形势逆转

(发帖人/作者: 深圳 张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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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案”出现显著变数
  □ 国务院发改委主管刊物《财经》时政半月刊记者 潘晓虹/文

  
  《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涉嫌贪污、行贿案原定5月24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但事前突然宣布推迟开庭;此外,该报执行总编辑程益中案,按程序应于6月1日之前移交公诉部门,但至本刊截稿时(6月1日)尚未正式起喻华峰案及程益中案,均为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南方都市报》经济案(下称“南都案”)之重要环节。《财经》近日从多重权威渠道获得确认:广东省两位德高望重的前任省委书记任仲夷和吴南生,曾于今年4月中旬就“南都案”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信,认为广大群众,包括法学家、经济学家对案件的异议“值得思考”。张亦作出批示。
  此间分析家认为,二老的信函及张德江的批示很可能成为“南都案”逆转的关键;而喻、程两案审理进程推迟,正是值得揣摸的信号。
  截至目前,“南都案”主要涉案人为三人,除喻华峰和程益中外,还包括《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前社委、调研员李民英。
  整起案件中先期被捕者为喻华峰和李民英。3月4日,喻案在广州东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主审法官为邱建明(审判长)和崔小军(审判员)。喻被指控“受贿10万元”,并在四年中共行贿李民英97万元。5日,李案在同一法庭审理,主审法官黄王莹。李被控受贿罪。
  《财经》在现场看到,两案控辩双方争议相当激烈,争论焦点在于相关行为究竟属市场化激励机制,还是贪污与行贿受贿
  
  早在今年1月初李民英、喻华峰相继被捕之后,“南都案”即引起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经亲自在中央政治局全体学习后单独留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了解案情,至3月19日以后两案一审判决,程益中被捕,此案即在国内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引起极大争议,被视为关乎如何评价报业改革、国企改革中相关分配制度的典型案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相继召开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参加的研讨会,就广州市东山区法院的一审判决提出严重异议。
  4月中旬,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吴南生,联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了一封信。正在外埠考察的张德江任、吴二老在信中表示,一、共铲党惩治贪污腐败,群众历来拍手称快和热烈欢迎,即使是有异议,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次南方都市报的贪污案子引起群众很大的异议,值得思考。二、我们注意到,除了一般群众,还有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案子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客观、理性、中肯的,值得我们重视。三、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全国媒体产业排头兵,如何处理改革开放进程中媒体出现的新问题,值得思考。
  张德江亲笔批示说,任、吴两老的意见很重要。这个案子处理要公正,据悉,此信与批示在广东省高层传达,此后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王华元均有批示。其中,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蔡东士批示说,完全同意德江书记的意见。在当前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大环境下,这个案子的处理要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分管政法的副书记王华元也表示同意张德江的意见。广东省委领导批示后,此案在广州司法界内部引起何种反响,目前尚难获知。

  据《财经》了解, “南都案”之所以广受关注,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法院一审认定喻华峰犯贪污罪引起较大争议。法院定罪的主要依据是认定喻贪污的10万元“性质上是南方都市报职工奖金的一部分,属于公共财产”,并且在分配上违反了财务管理规定——这种认定,正触及了当前国企改革中的相关焦点话题。
  对于法院对上述10万元系公共财产的定性,喻华峰的上诉书未予否认,但认为关键是这笔财产的分配权是否在《南方都市报》编委会。而根据判决书认定的证人证言,以及《南方都市报》上级主管部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出具的证明均证实《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拥有分配权。
  上诉书提出,作为企业经营性质的《南方都市报》,其编委会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有权决定奖金分发的对象和数量,包括编委会成员自身。
   法律界部分专家认为,“南都案”的诉讼争议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定罪思路:一种是以公共财产为决定依据,另一种则是以当事人是否有权决定财产归属为依据。 此案一审判决的思路,即属于前一种。
  他们分析指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公共财产在未分配到个人之前,仍属公共财产,这是不应有争议的。但是,如果仅以公共财产性质来认定贪污罪,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企业中的公共财产根据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性质,在法律上应予以区分。如果是企业管理层无权进行发放而发放到个人的,可以认定为贪污罪。而管理层有权发放到个人的,则不应认定为贪污罪。因此,明确《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是否有权分配这笔奖金就成为关键点。而根据《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出具的证明,《南方都市报》是有权分配奖金的。而在国家现行法律未作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南方都市报》管理层的分配奖金的行为即便有问题,至多也是分配多与少、分配合不合理的问题,而非该不该分配的问题。即使对分配的多寡和合理性有争议,诉讼主体也是该报内部的职工,而事实上,《南方都市报》内部至今尚未发生这种争议。
  关注此案的法学界与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南都案”反映了规范国有事业单位乃至企业单位的现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与这些单位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包括激励机制的改革存在冲突。因此“南都案”的意义,在于推动法律适应国有制单位企业化、法人化的发展,同时也对规范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上述专家观点的出发点,是基于喻华峰所分配的10万元奖金属于“公共财产”的性质,但也有部分专家对这一定性并不认同。这部分专家提出,喻华峰所分配的奖金应视为“自然人的待分配财产的集合”,或者可称之为“集体财产”。
  
  这些看法是对现有法律有关国有企业财产定性的挑战。如何界定这种企业的财产性质,如何界定企业管理层有权分配的、但尚未分配到个人的财产性质,如何根据较为合理的定性以解决相关法律问题,是多个法律领域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时至今日,对“南都案”的争议仍然在继续。法院对喻华峰案的二审判决,以及检察院何时对程益中提起公诉也都悬而未决。“南都案”的变数犹在,并引人注目
  
  原文发表于《财经》时政半月刊网站:http://caijing.com.cn/mag/preview.aspx?ArtID=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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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10 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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