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万历十五年》
周 镳
三年前曾看到过黄仁宇一本八二年版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只是瞄了一下书名，没有细看，今年初在上海又看到了一回，心想这书到底有什么妙处，时隔近二十年还有市场，随手拿了来看。
仅看了第一段，我便产生把这本书买下来的念头，首段内中“全年无大事可叙……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好呀，以前看到的史书，无不是抱着强烈的忠孝节义情感，怀着凝重历史使命感来写的，往往开宗明义就褒善抑恶，而能以如此平常的心态写史的倒十分少见，顿时感到了一股清爽的气息而不觉冬寒。
《万》书黄先生始终是在平实地剖析、叙述，尽管连读三遍，但每一章节读完，便有一次被重棒敲击后的清醒，以前我们读的什么历史呀？从古文选到鲁讯的杂文，再到李敖的嘲讽妙文，从忠孝节义的颂扬，到拆骨刮肉的批判，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虚假光荣、血腥的场面，狡诈的手腕，官场的圆滑，这样的评说于今人后人有多大教益，有多少教训可取？有言读史使人明智，但那样的书只使人更明了于世故，如何使手腕，使人人都是窝里斗的高手，柏杨也说过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过往史评最后总要落到对人的道德评定，或褒或贬，所谓盖棺定论。而作者就提出：“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 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说得真好啊，确认数百或几千年前某人的忠邪善恶并不是我们研究学习历史的主题，而认识历史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我们目的所在。
作者着眼于长时间远距离的历史范畴，设身处地为他落笔的人和事作理性的解释，更多地从当日的政府运作、财政税收、社会结构和“能具体的数目字管理”上说明此事彼事的历史必然，及彼此之间的关联。
作者所说的大历史不是气度灰宏，纵横几万里的历史，而是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了然于胸的历史大走势，因此笔下的人物较具代表性。在人性与制度的冲突中，花了较重笔墨写了万历皇帝，也提及正德皇帝，这两个皇帝在与强大的文官制度的较量中，正德表现出了狡诘叛逆的个性，正德为了御驾亲征，竟封自己为将军，分身为二才能出征，打了胜仗却差点被大臣追究有关责任。而万历皇帝，由聪慧敏学、有远大抱负青年人而心灰意懒，选择了消极怠工，最终贻误家国。这两人的际遇让人喟叹同情，但不要以为作者的态度也是如此，作者只是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事情到了这种结局，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析，“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句话同样可以是书中其他几个被评点人物结局的注脚。
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则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取得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为改变政府的作风，增强行政效率，为防止地方瞒税中饱而奋力振作，却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在交通通讯及行政手段落后情况下，为维持辽阔的国土内的政治稳定，只能是平抑先进的经济，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安全。在农村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有意无意地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至少在本人所在的家乡省份是如此，诚如作者所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
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因此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财税管理，实现全国军需税收的总收总发就很难实现，因为与此相适应的银行、保险等商业系统及保障私人财产的法律很难在商品经济受压制的环境中开展。而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政策最终没有被继承下去，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最大的失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采取保护落后的措施也并非毫无头脑的，因为这样所耗费的资源和社会成本最小，历史进程就是如此的客观，如此的无奈，并非其后继者缺乏眼光。
读此书的最大好处在于使我开阔了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方法。在黄仁宇的几本书中，写得最好的当推《万历十五年》，可看出作者明史功底之深，能读得进去，又跳得出三界外。作者以一海外华人身份，且行伍出身，兼属半路出家，竟著有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书，我看作者就是高人。
